23信息自决权的全部核心在于信息主体对其自身信息有选择权与决定权，涉及的是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

因此，财经委、预工委的初步审查结论以具备建议性而非强制性为宜，但财经委、预工委应形成初步审查报告，在人大会议上将初步审查结果向代表予以报告，如果有政府拒绝依据初审意见修改的情形，也应一并说明，并可建议代表行使否决权。其次，目前人大会议期间对预算草案的审查、讨论程序匮乏，已有议事规则又先天不足，严重制约代表审议权力的行使。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因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同时，预算草案本不应属于国家秘密，而属于应当让公众及时知晓、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因此，也应通过报刊、网络向社会公众提前公开，以使公众能在初审阶段就能了解，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馈给人大代表，使人大代表得以在人大会议上代表民众表达意见，使预算中的公众参与得以实现。日本国会则会通过全院会议质询、一般质询、举行公听会等方式听取意见。[20]与之相适应，我国的《宪法》和《预算法》也都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有权代表人民审查和批准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草案。

三、我国人大预算审批权虚置的原因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司以毫不夸张地说，议会有权通过审议、修正政府财政预算来实现对公共财政的控制是实现宪政目标的重要保障。六、回归政治过程 美国联邦宪法的最初文本，并没有法相庄严的权利法案，这不但是因为各州宪法已经有权利条款，而且因为建国者们相信，立宪的本质在于确认和规范民主过程，政府体制自身的有效运作，自然会导向保障权利和自由。

五、违宪审查：有总比没有好？ 以上的讨论说明，违宪审查实为民主制度运行的自然后果。我国学界对违宪审查的强烈呼吁，既基于这一制度的自身价值和历史成就，也是当前特殊的舆论和政治环境挤压下的突围举措：当别无选择时，违宪审查就成了救命的稻草。实际上，对宪法至上属性在立法领域中的承认和有效贯彻，已经有效替代了联邦制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汤姆·金斯伯格对蒙古、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研究，揭示了违宪审查同政治民主造成的不确定性之间的联系。

〔33〕 表达自由、政治与宗教自由、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刑事司法程序以及个人选择与隐私权等，当然也是司法审查的重要议题。……如果法律是由按适当方式选出的国会制定，并通过适当的参与程序加以执行，那么，对宪法约束的需求就可能显得不那么迫切了。

马克·图什奈特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在很多情况下没有保障权利，看一看司法审查的历史就会发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或多或少地对国家的主流需要亦步亦趋。〔7〕这种以多数决原则为特征的民主政体的弊病，一直是宪法努力矫治的对象。〔5〕它已经成为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6〕。如果政治过程中的权利能够实施，各级政府就能感受到民意约束的力量，许多社会矛盾将有更多的可能解决在基层，而不会激励弱势群体相信必得将问题事件化才能得到解决。

对之加以约束是维持联邦存在的必要举措。以信访制度为例，新的《信访条例》不可谓没有价值，但这种直接诉诸民意的举措，与其说有效保障了弱势者的权利，不如说进一步强化了政府集权。〔3〕切实保障宪法效力的关键是建立司法性质的合宪审查制度〔4〕。可以说，正是由于政治渠道的堵塞，学者们才无意识地转而寄望于借助违宪审查，不厌其烦地推崇以法治促进民主的狭隘路径。

我国并不存在由于民主制度带来的多数派专制。〔50〕[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作为司法审查之起源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29〕，体现的不是对个人权利的尊崇而是轻视：尽管法院承认马伯里道义上应当获得治安法官委任状，但他的权利最终还是成了法院政治考虑的牺牲品。〔45〕罗伯特·达尔也早就提醒我们，宪法规则并不是维持民主制的关键的、独立的要素……它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有助于确定在政治斗争中哪些特定集团将获益或者受损……在我看来，认为因为有宪法才民主是倒果为因。

〔43〕但是，在政治过程中的多数派尚且不能有效表达利益诉求的情况下，借助于违宪审查来疏通政治渠道的努力又有多少可行性？赖恩和厄尔森根据跨国的统计研究确曾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国家想推进民主，那么宪法安排所能采用的最好制度设计是诸如强势的法律审查（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这一心理前提不同于美国司法审查的情况。麦迪逊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指出，共和国的一个内在弊病即在于立法机关中的多数派总试图将私利凌驾于少数派之上，多数派每使处于劣势的派别多负担一个先令，就给他们自己的腰包里节省一个先令。许多国家之所以没有采用由普通司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的立宪设计，也是基于对包括法院在内的政府部门的不信任。〔40〕学者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政治渠道本身对行政的控制作用，但这种作用通常以无救济即无权利为理由加以贬低，这一立场仍然强调司法审查的作用。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阿玛蒂亚·森提供了一个启发性命题：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不会发生饥荒，因为一旦有饥饿发生，有效的信息传输将很快激励政府和社会采取措施。

我们也看到，法律解释学在中国的兴盛，可以看作统一法律的一个积极学术努力。后文还将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它提醒人们：高度集权的政府在解决问题时是不需要制度创新的。〔52〕在加拿大，尽管法院可以阻却即将生效的立法，但这一权力的行使已极为谨慎，它高度尊重议会的决策。

〔16〕[美]约瑟夫?斯托里：《美国宪法评注》，毛国权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478页。〔20〕 我国一直是一个单一制国体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本源性的，不像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邦政府那样权力来自于各州的让渡。

〔22〕 德国宪法法院也是一个例子，它旨在裁决成员邦之间涉及权力划分的政治纠纷。制宪时的政党制度结构和政治势力格局，决定性地影响到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强度。经济繁荣遮蔽了公民异议，法治话语压倒了强化民意的呼声。在我国，多数派看来并没有什么政治优势。

〔50〕扩展至更一般的判断就是：言论自由是解决问题、减缓政府压力的机制，它分散政府的负担，减少执政党的政治风险。但实际上，保障权利的历史远比违宪审查久远。

沉溺于违宪审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促进公众政治参与上不恰当地转移开来，并悄然影响着具体学术问题的研究路径，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产生了禁区变误区的事态〔37〕。在宪法学领域，崇尚议会至上的威斯敏斯特模式，本来是同注重司法审查的美国模式同样有效的立宪设计，但它在我国声誉不佳。

〔21〕他当时看到的美国，是一个将人民主权原则贯彻到底的国家。法院之所以成为仲裁者，恰因其独立于政治过程而具有的中立特征。

同样，对多数决定规则的实质性宪法约束，已经为程序性控制所取代。早在1810年，最高法院就在弗莱彻诉佩克案 (Fletcher v. Peck)中宣布一项州法违反宪法的契约条款。权利的缺失和权力的滥用根本在于民主的缺失。〔7〕[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篇，第47页。

因此，法院保护个人权利的特点是政治性和政策性的，司法审查只是为了维护对宪法解释的统一性或克服政治过程中的派系偏见定义基本权利带来的短视。See Robert H. Bork, Slouching Towards Gomorrah: Modern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Decline, Regan Books, 1996, p.117, p. 321. 〔34〕Texas v. Johnson, 491 U.S. 397 (1989). 〔35〕蔡定剑：《民主是当前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法学研究》，2007年第4 期。

我国宪法已经宣告两类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表达自由，诸如言论、结社、集会、游行以及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利等，它们是根本性的和政治性的。唐纳德·考马斯的研究指出，邦和全国性政府之间的宪法争议，通常起因于涉及一个邦对联邦法律的调整，或者对州政府行为的联邦管制，诉讼只能由邦政府或者联邦政府提出，并且只能以政府的名义提出。

根植于议会至上和公共信任模式，英国更愿意发扬他们将议会和政府作为人权保护者的传统去实施改革。它认为，对议会立法的司法审查并非民主制的必要设置，而对权利法案的理解中也越来越支持这样一项信条：人权可以在无需法院否决议会立法的情况下得以增进。